影响今日的讲员（三）

(1714.12.14-1770.9.30, 56 years old)

乔治·怀特菲尔德，生而为讲演天才，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两地成为一个不能为历史忘记的人物。但是因为他从未为自己进行过任何宣传，所以留到今天关于他的讲章、他的日记和他的生平的资料却少的出人意外。他在人们的记忆中就是一个为了福音而把自己燃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他同工的卫斯理兄弟的名字因着以卫斯理命名的宗派而常常被人关注，但有多少人知道怀特菲尔德的工作给予卫斯理兄弟何等的助益，以及他为了基督的身体合一的缘故而甘心放弃自己一切的权力和影响。今天有多少自以为是基督教的护教者的人物知道当年乔治是如何处理与卫斯理兄弟之间神学的不同。如他所说“只要基督被人认识。”实在的当人们淡忘这个曾经响彻英美的布道家的时候，基督的福音却不知不觉间传到更加遥远的国度。

十八世纪的英国，还未从两百年间动荡的阴影中爬出。君王、国家教会、清教徒、民间的宗教会社之间充满了因不信任而有的张力。而神的百姓却活在灵性昏蒙之中，百年来为了自由、为了教义展开的战争已令人民对信仰麻木了。虽然有克伦威尔、克来麦、钦定本的英文圣经、威敏斯特信条和要理问答等，都曾给英国历史留下了一页页辉煌的记录。但那些毕竟是昨天的事，这些光辉的时刻对这个时候是否还能有什么影响呢。人们已经不再为国家教堂中空灵的诗篇而感动，虽然百年前曾有人为了这些自由的诗歌而殉道。牧师在讲台上带有巴洛克节奏的宣讲也不再使人兴奋。有人开始怀疑前人的执着是否有意义，开始怀疑那些已经按着教义定下的规章是不是留给完美主义者的一纸空文。人们厌倦了战争，更厌倦了引起战争的那些争论，因此谁也不会为了什么主义去表态。冷漠是最好的护卫。

牛津大学这个影响历史的学府，因着前人的鲜血得着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精英。在威克理夫之后三百年的牛津大学中上帝寻得了一个小小的团契。人们嘲笑这个团契成员的循规蹈矩，结果象在安提阿第一次出现“基督徒”一样，“循道会”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发展起来，起初他们自称是“圣洁会”有的到今天还是这样自称。当然现在也有人因为循道会著名的领袖卫斯理的原因称他们为“卫理公会”。但循道会真正的发展却是从怀特菲尔德第一次把约翰·卫斯理带到矿山开始露天布道时开始。

怀特菲尔德与卫斯理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言难以蔽之。生于一七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怀特菲尔德比卫斯理约翰小十一岁，在灵性上他也实在从卫斯理身上学到了很多。当他十八岁半工半读进入牛津大学时早已经感到上帝的呼召并且在内心中愿意事奉上帝，他本来就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从小就喜欢模仿牧师讲道的样子，这时的他已经开始编写讲章了。但他在初入牛津时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团契交通的地方。后来听说了卫斯理他们在宿舍里面有祷告团契，就想方设法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加入了本来只剩五个人的小团契。卫斯理给他推荐了一些关于敬虔生活的作品，大大影响了怀特菲的灵性。从那时开始他把全身心都为主摆上，因为事奉上帝不是只有口才和智慧就可以，事奉主乃是全人的投入在心灵在生活上都让主掌权。象所有的清教徒一样，怀特菲从那时起也经过了几年心灵的挣扎。当他认识到了上帝的恩典与人在这恩典上的软弱无能之后，他就成了上帝恩典福音的见证人。

他一生中的事奉遍及欧美，约十三次往返于欧美两地，要知道在没有飞机火车的年代单程跨过大西洋少说也要半个月。可以想见旅途的艰难。
卫斯理约翰曾到美国向乔治亚州人讲道，但因为他对圣徒品行严格的要求令初信的人不能理解，所以他的宣道并未能达到象在英伦三岛那样的回应。当他回到英国时也正是他从内心的反省中得胜的时候。因着他的循规蹈矩，他从未试图在教堂以外的地方宣讲神的道。但怀特菲尔德却早已在一七三九年就向布里斯多（Bristol）的矿工们露天布道，当怀特菲知道卫斯理回到英国后，立即将他带到矿工们面前。那一天卫斯理再次看见上帝的同在，眼泪在煤矿工人的脸颊上留下两行清晰的痕迹。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因着这些露天的布道，改变了当时英国教会的沉腐和僵死的局面。让全英格兰人听到了福音。从社会影响上来说，因为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的工作，使英国免去了法国式的流血革命。后来司布真常常回顾那段历史说：“一七三九年二月十七日是全英国最美好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怀特菲尔德开始了露天布道。”

但是，做为福音使者，受各自时代背景甚至天然性格的影响，对神学教义的理解常会产生不同的侧重，有时甚至还会产生观念上的不同。这些见解上的不同常常成为宗派的开始，有的因为渐渐偏离了圣经本身启示之道的根本而成为异端，甚至成为一些战争的导火索。
任何时代的人都会面临很多教义上的抉择，十八世纪的英国也不例外。卫斯理兄弟俩把英国教会对福音的冷漠和信徒灵性的疲软归结为加尔文神学特别是预定和蒙保守的思想作祟。他们有一次甚至在公开的聚会中（当时怀特菲在美国）说“加尔文是魔鬼的长子”。他们接受亚米纽斯的观点，强调人的责任，人必须要先接受耶稣，并且必须要遵守教规才不致于被上帝丢下（这样会使基督徒因为怕失去救恩而过敬虔的生活，而不是因为上帝无尽恩典的感召。我想这很可能与他们祖辈在英国国教中矛盾的处境和他们幼年时母亲严格的管教有关）。

而作为他们最重要的同工和循道会真正的第一位发起人的乔治·怀特菲尔德却持守着加尔文主义的神学观。当神的仆人和教会的同工之间产生分歧时，直接受到伤害的无疑是广大会众。怀特菲尔德曾就此项问题与卫斯理兄弟进行了长时间书面和口头的讨论，希望不影响各自的事奉。但是一个神学思想一旦形成是很难有所改变的，更多的辩论只会令自已更加自信。乔治·怀特菲本可以行使他在循道会里的领导权，限制卫斯理兄弟在教会中的影响。但他却选择了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他们。为了福音的原固，他放弃了循道会的领导权，专一去向未闻福音的群众宣扬基督的救赎。

“让我的名字被忘记……”在怀特菲的信息中他这样讲到，“我不愿做任何宗派的领袖，而且借着上帝的恩典，我将不再有任何派别之分了！但是我要尽全力加强所有真诚传扬耶稣基督之宗派的力量。”

他成了融化自己的盐，为要众人得益处。不过每次教会领袖的分手差不多都会造成会众的分裂，怀特菲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但仍有一批信徒离开了卫斯理兄弟。所以至今为止循道会还有两批的会众，一批是亚米纽斯主义的循道会另一批就是跟从了怀特菲的加尔文主义循道会。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就是卫斯理本人在晚年时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也是常常叹息（卫斯理于1791年归主，八十八岁，而怀特菲1770年归主）。后人对这事有各种评论，但怀特菲为了福音的发展而放弃地位权力，只以祈祷传道为已任，这不能不算为对任何时代中只注重地位、影响、权力的教会领袖的无声审判。他正再次见证了保罗所描述的主仆人之心意：“一切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九：23）

怀特菲尔德留下的讲章不多，但他的宣道给人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我常常想这是何等样的人，他能够一次同时向二三万人讲道，甚至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都亲自证实这样的事。在旷野没有麦克风时代，如何成就的呢？必定是上帝大能的覆庇。说到这里我想起有一次在一个约有三百人的福音聚会中，麦克风出了问题不能使用，当时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次的宣讲还是有上帝的同在，不过第二天明显感到身体异常的疲惫。那不过只是在一天中一次的宣讲。从那次的经历之后让我再次认识这位燃烧自已的福音使者。怀特菲尔德平均每天都要讲三次道，他每周有四十到六十个小时是在讲台上。在他三十四年的事奉生涯中，总共讲了一万八千多次的道。因为不断的宣讲大大伤害了他的呼吸系统。这位上帝的忠仆亲口说过“我宁愿耗尽，不愿锈坏”他的生命诚然是为了上帝的国，为了人的灵魂，为了基督的圣道毫无保留地燃尽了。

一七七零年九月廿九日，五十六岁的怀特菲尔德在美国乔治亚洲的Exeter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露天布道。当日有人亲眼目睹并记录了那永恒的时刻：
他起座站立，憔悴苍白的面容已经是一篇冲满能力与挑战的信息。明显看出他身体的力量正在衰残，他站了一会却不能讲话。人们看见他手扶讲台举目望天“父阿！我感到累了，但我仍然等候你的恩助，我深信你必再次扶持我，使我可以奉你的名讲话。”人们好象看见残烛那淡蓝色的火焰，在摇曳中出人意外地再次爆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传了一篇大有能力的信息，人们后来追忆了他末了的话语：
“我要去，我要去享受那已预备给我的安息，我不比其他人在地上活得久，但是属地的人却不能在天上活得比我长；当这残躯腐化以后，很多人还要活着。那时――哦，神圣的思想――我要在另一个世界里，那里不懂什么叫作时间、老迈、疾病和忧愁。我的肉身虽然衰残，我的灵却得以扩张。 我何等愿意永远活着传扬基督！但是我去，是与他同在。 我的一生何等短暂，与摆在我眼前浩大而未完的工作比较起来，真是短促，然而我一旦离世，平安的上帝必要眷顾保守你们，因为直到如今真正关心属天事情的人还是如此稀少。”

当天晚上他的气喘病复发，呼吸艰难。次晨六点钟，他回到天父的怀抱。

乔治·怀特菲尔德，活跃在十八世纪英美两块全然不同的土地上。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火热与谦和；敬虔与热诚；严谨与宽容；全然的投入与清晰的神学；对真理的持守与对同工的关爱；对权力的淡漠而对基督的执着。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发现这些性格是不多见的，而怀特菲尔德一生就是为了使上帝的荣耀被彰显，他也实在做到了，当人们认识基督而淡忘了他在历世历代所大用的仆人时，他们却住在上帝的荣光中，颂赞上帝。“你无用的仆人，现在可以在你无尽的恩典中享受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