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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反省 作者:Daniel Gong    创建时间:2005-09-15    来源:我要祝福网    总浏览数:

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反省

“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这句话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这百年来的中国基督教徒身上。廿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拳匪之乱将这个矛盾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经过失败的阵痛和羞辱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非基运动”,更是对这个无法摆脱的影响所采取的又一种尝试。

中国的哲学根源:
周末到春秋、战国最后秦国一统天下,这几百年来成为中国思想的盛世,为后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孔子、孟子、墨子、老子,诸子百家,各有不同,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兴盛景象。
了解先秦的哲学,才打开认识中国文化的窗口。而先秦的诸子各家,除了老子、庄子更多地专注于众相(universal concept/form)之超然性和形上学的思索之外,多将思考的方向转向殊相(particular form)。“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都是这种入世精神的反映。
而中国哲学的主体仍然是人文主义式的,对比同期的西方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最有代表性的就如中国各家所向往的“内圣外王”与柏拉图理想中的“哲人王”极为相似。
先秦代表性的四大家当数道家、儒家、法家和墨家;当然这其中也有历史因素(如:秦的一统)。其他百家现在所知的尚有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但留下的专论不多。道、儒、法、墨四大家的重要著作有:《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和《韩非子》。
道家(不是唐末兴起的道教)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而老子在历史上的身世一直无人可知,有人认为老子当时是周王室的国书档案馆的官员(如明清的翰林院总管),他有机会通读当时所有的文献(包括从夏商传下来的古籍)和各地方送交的报表奏折。因为周的灭亡,他特殊的身份令他不得不隐居起来,而王朝的兴衰,对他思想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自然是不可忽视的。老子主张是“无中生有”、“人法自然”,五千言的《道德经》将他的思想全然表现出来。而他对于道的描述令很多基督徒所注目,希望从他的“道”中找到与基督教启示相通之处。但老子的道只是一个“无常”之道,是“无以名之道”;与圣经所启示之位格性的道、成为肉身的道(耶稣基督)仍有极大的区别。因此将老子和圣经进行比较是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的。(这样的尝试在二十世纪初,已经有很多基督教学者进行过尝试,但最后皆无所得)
而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构想却对此后的统治者带来不小的启发;就是说“人口增长”、“对生活条件提高的欲望”、“科学的进步”、“信息传播的广泛”这四样都是破坏社会结构稳定的问题。对于民众当教化他们求“无为”、“无欲”;这种“愚民”教育的理念在后来的儒家中得以尽显,而老子和他本身的学派却并未实践这些主张,因为实践也就不是“无为”了,所以老子最后神秘地飘然世外了。
而儒家思想当推孔、孟二人。孔子的“中庸”与“君臣父子”的礼教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下自汉唐以来,一直统治了中国达两千年之久。而孟子的“人人平等”之思想其实与孔子相去甚远,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些主张与西方的民主思想何其相似,但孟子的学说在强调民众的利益至上的时候直接挑战了帝王的权威,而孟子如何在这两千年来一直传承下来的呢?统治者抓住了孟子是孔子之门生,是儒家学派的传播者,于是加给他“亚圣”之名。即然是“亚圣”那对他的理解一定要以“圣人”的话为前题。孔圣人已经明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君为轻”就当在三纲之后了。正所谓以圣压圣,君王自此可以平平安安地坐在高位上,不用耽心有人来挑战他的不义了。孟子淹没在“儒家”之中了,而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从不知晓,以为“孔孟是一家”。
而法家亦承继道家之“无为”精神,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韩非子之“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正是这种“无为”之精神的反映,当然他在此的“无为”是君王的“无为”而不是民众、不是臣宰的“无为”。而在法家的“术”中,一切都是为君王而服务的,不需要“道”也不需要“德”而是要“天下太平”、“稳定”的方法(术)。韩信之“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曹操之“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将法家与儒家一应一和,一明一暗的奥妙表达出来。两下一开一阖,一张一弛,理之自然,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帝王将相。
而今天被人所漠视的却是“墨家”。照今天来看墨家可说是骑士精神的映照。墨子的教导更亲民,更有实用意义。其跟随者皆“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史记-游侠列传》)。当时墨子与孔子享有同等盛名,其影响也不亚于孔子。而墨子的精神却完全不同于孔子所建立的礼教、制度。是富有革命精神的。墨子之“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中》)明显的是以人民大众的利益至上的,所以这样的标准在经过几百年统治阶级的甄选之后必然会渐渐沉没在封建的制度之下。墨家另一方面的贡献是“逻辑学”,今天回头再看墨家的思想,发现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很精细的逻辑学论证,不能不令人感叹(如《经说下》之“非诽,非己之诽也。不非诽,非可诽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诽也。”)。而墨家所留下的“侠客”精神和小团体内的“服从和忠诚”传统仍在国人的文化中不断地得以表显,虽然不是主流,却为人所向往。
总之,自秦国一统天下到汉唐的盛世,主导中国文化的仍然是儒家思想;因为两千年来的“读书人”无不在儒家所立定的框架中按步就班地“来”-“去”的伦回循环着。
可以说汉唐以后中国的哲学未有什么大的变化,可圈可点的一些学派多是基于对先秦之理学理解的不同而产生的。到宋明之理学时已经是一个低潮回落,对古籍的解释都是“为我所用”“望文生意”。如朱熹之四书注则完全是如西方存在主义式的自我精神表现,名为解释实为表述。而到清末考据之学复又重词章和考证,就是要纠正理学的空疏和不切实际;就古籍而言确是忠于原著,但过于琐碎无法带给人完整的理念;加上国家的动荡,无法从古籍中寻得解答,渐渐失去其学术影响。而受西学之影响,晚清学者开始创立各自的学说,有人以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虽然时间短少,但仍有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一代学人,为中国现代学人之借鉴。
至五四运动以降,中国学人仍在儒家统领之下。而其影响在中国大陆真正退去却已经是廿世纪中未文革十年浩劫之后的事了。

中华文化与宗教之关联:
禅宗之“识心见性,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的神秘主义;道家的空无之超越性无位格性的“道”,成为中华宗教文化的主流。而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坛经》八章)标志着佛教本土化的完成。
先秦之后,国人的宗教情结落入不实之地。墨子信鬼神而否定祭祠鬼神、祖宗之礼;孔子之“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令儒家注礼仪祭祀却并不真实地相信鬼神的存在;而老子哲学的超越性无法为大众所理解。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佛教的僧侣很快发现了中国哲学在这方面的不足和缺漏。佛家与儒家的对话可见于南北朝时慧琳的论说(参《宋书》卷97,列传57之《均善论》),他指出中国主流学派对个体性的人之生存问题没有清楚的指引,而每个人都渴望了解自己的存在、过去和未来。中国学者在过往只注意群体,忽视了个体的需要,佛教的东来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其伦回学说正迎合了人们对永恒的渴望之心。只要以一点点的善功就可以进入永恒,相对于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而比是容易了很多。
佛教在中国的兴盛的同时,也正是真正的佛教在中国没落之时。因为佛家讲的是“诸法无我”,但到了唐宋的佛教却正以“我”为中心的灵魂高升的非佛之说的兴旺。可以说是正统佛教的旁门成了中国佛教的正统。当年玄奘从印度回到长安翻译佛教典集时,已经注意到了中国佛教走向的偏差,但却已经是无法扭转了。(佛家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永生观甚至在当今华人基督徒中间仍然时有显现,如九七年间开始在港台一度流行的“天堂与地狱的启示”之类融合了新世纪运动色彩的各种见证)
而中国的禅宗一直将其本源回溯到南北朝时期,菩提达摩自西进入东土;但真正禅宗的开始却是从唐代的惠能算起。这一点已经是包括佛教界在内的各界学者一致公认的了。
而提到禅宗的目的在于,禅宗正是融合了中国哲学的精华,取其所需,将佛教加以解构和重整,从而成为“中国人的”佛教。笔者个人认为禅宗的兴起与当时学术界多元化开放的境况有关,特别是景教(唐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对佛、道的影响一直未被人所注意。因为佛、道中很多“外加”的观念,即不是其宗教本来观念,又不是中国文化中本有的。
而宗教在中国文化历史上一直扮演着举足重轻的角色。很多文人、落迫的官员,都会从宗教的情操中寻求人生的归溯;而也有人从宗教经验而回到哲学的领域,如王阳明在阳明洞中“格物致知”的人生体验直接影响了他的心学发展。

中国的教育
秦王的“焚书坑儒”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转向,与历朝国君的“记录”相比,烧几册经书杀几位读书人算不上什么“大恶”;但自此却为中国哲学与文化定下一个重要的基调,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基础。此后历代的君王都要感谢秦王,因他的“远见”令“思想活越”的知识份子们安静了下来,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园”。知识分子在已经定好的“基调”上去学习、生活,每个学子心中所梦想的不是什么“形而上”和“恒常”之类的事情,而是“万般皆下品,维有读书高”的精神满足,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梦想。如果读书人能够经过“十年寒窗苦”而一朝及第,那就可以一步登天,做真龙天子的“奴才”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每天的梦就是“状元及第”,面君得赏。
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而天下已经不再是人民的天下,天下是皇帝的天下;而天下人只有皇帝才能称为“君”。所以如果天下人都去“谋食”了,皇帝才能安稳地为“君”。对于热爱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不能让他们得“道”的,因为如果人人都为“君”那岂不就要天下大乱了!
自古以来统治者所想的就是“长治久安”;为了长治久安,就最好用奴化式的教育。如前所述,中国的皇帝们骨子里却历来是尊法家为上,正所谓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知识分子则以儒家的礼学为本,总是在祈望“明君” 。结果上面和下面所持守的观点是全然不同的。这样必然也就带来了“稳定”的疆土。
因此中华文化经秦、汉到唐、宋已经完全定位于对百姓的奴役和对知识分子的奴化教育之下。所以二千年来在哲学与文化上没有什么新的突破。
历代学者不断地编整国人的学术内容。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重点,但“经、史、子、集”四大部却是被人所公认的范围。当然这个范围自然必须要在儒家思想的圈子。
可以说“万世师表”的孔子是第一个有体系地提出了教学规律的原则和方法的人。在教学中,孔子强调的是要启发学生并且因材施教,这比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早了几十年。
对于学习,孔子更强调要“锲而不舍、不耻下问、思与学并重、学与行的结合”。要求学生们“志于道”、“志于仁”、“志于学”同时还要“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并且要虚心不可以惟我独尊、自以为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髓教训虽经千年而仍值得仿效。而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更是影响了两千年来的芸芸学子。
孟子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希望借着教化将人善的可能引发出来,就是“明人伦”。这种性善说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孟子令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成为中国教育的圭臬。孟子继承了孔子以来儒家注重学生理想人格培养的传统,并提出了理想人格的标准典范-“大丈夫”,正是这种“大丈夫”的英雄气概涵养了中国人不卑不亢、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伟大民族精神。可惜的是这种精神(义)已经流落成当今的“义气”二字,和街头店面的神像了。
而其他各家亦注重教育,如荀子(代表的作品是《劝学》)所希望培养出来的“好法而行”的士;“笃志而体”的君子;“齐明而不竭”的圣人。而韩愈的《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更是开始了尊师重道的传统;并且对学习的态度也有很重的强调“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而学习方法也有很精辟的论说“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在“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的同时还要“自树立,不因循…不与世沉浮”,就是说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不流于陈俗。
此后的学者士林在教导上亦不断有新的论述丰富了中国教育的理念。如汉朝的董仲舒,明清时期的顾炎武等等。
中国在历史长流中留下了非常系统而完整的教育方式、理念等等;但却并未带来民众的“开化”和“智慧”。从而可知如果前提和基础已经被利用,那有再好的方法论仍然不能带来好的结果。当然,对于本来就要奴化人民的统治者来说却是又一个解说了。
而西方的教育远远要晚于东方的教育系统。而我们当今所面对的西方教育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之前的经院哲学的延伸。
在古希腊虽然有柏拉图的雅典学院,但比孔子的“有教无类”要晚几百年。基督教的兴起在一段时期内完整的教育理念也没有太大的突破,可以说与古犹太人的教育体系相比尚有缺欠。直到中世纪的修道主义,教育仍然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虽然中世纪有很多起到教育意义的“圣咏”和“圣像”,但对普罗大众来说,还只能停留在感觉的层面,只有修道士才有机会得到正规化的教育。到文艺复兴时期才看到很多学院兴起来,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西方的教育理念才趋于成形(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这也得益于宗教世俗主义的人文精神。
而基督教(更正教)之初,加尔文时已然开始了正规化的训练。到清教徒时代,更是从教会到文化的变革。(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钦定本圣经的发行,令英语世界得以净化)。而此后的清教徒在北美先后建立起来的学院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学子的向往(如普林斯顿、哈佛等)。
而中国的教育亦曾考虑过普及大众的需要。所以产生了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样的“老三篇”,其影响与《四书五经》(正经)相比却更为深远。
天主教士到中国之后一度也采用相似的手法,并且编写《信仰问答》之类的小书册,以供人学习之用。
而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第一个大的冲突就是要算天主教庭与大清帝国在“祭祖”一事上引起的。为此康熙皇帝“龙颜大怒”即而关上了中国的大门。其后大的冲突要算是地方乡绅对宣教士的不满,加上国家连年的饥荒而产生的民族主义之宣泄,就是庚子之乱。历史上东西文化的冲突,也就是礼教哲学的冲突,全然表现于此。
廿世纪是个动荡的世纪,中国的士林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如何定位“传统”成为一个难题。因为我们无法否定的是这三千年的文明,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西方思潮的冲击。庚子之乱否定了完全排除西方文化的可能,之后国人所思考的是如何面对西学,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五四运动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不是源自先秦诸子的“民主理念”,而是源自西方的民主思潮。中国人仍然希望保留自己的传统,所以“非基运动”明显地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映。要西方可以“用”的东西,而保留东方的世界观不被西方所同化。

基督教教育对中国当今教育的影响。
在庚子之乱以前,最深入民间的西人当数宣教士了。他们身中国服装,留中国人的辫子,读中国的典集,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并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重要桥梁。宣教士在各地办识字班,收养儿童,禁毒并且传道;使很多地方官绅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和财富(如贩卖雅片的收入)。“庚子之乱”所针对的表面上是对基督宗教的反对,但实质上却是地方乡绅个体利益受损之后的报负行为。民间的动荡,皇朝的不稳,需要一个代罪的羔羊;而没有中国民族和文化渊源的“洋人”、“洋教”是最好的人选。二万人就这样被杀害了,其中包括几百个“洋人”。这又给西方一个合法的机会侵入中国的领土;八国联军打着“维和部队”的名义进入中国。无论是功是过,对中国人来说成为一个巨大的耻辱。(其实功过已经有定论,只是我们无法接受 )
八国联军之后是中国付出了大笔赔款。攻打中国时躲在最后的日本,以及并未真正开过一枪的俄国,这两个国家不仅在其后的抢劣中大显身手,而且将中国的赔款一分不留地拿回本国发展他们的经济去了。而英美联军的统帅,在宣教士的劝说下,将全部赔款(注:是为被杀害之宣教士的抚恤赔款)留在中国,专门用于中国教育。这成为清华大学和其他几所院校的开始。也是中国自百日维新以后又一次面对西方的文化和科技。

结语
纵观三千年来中国文化与教育的进程,可以令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有深层的了解和反省。笔者是生于七十年代之初,正是文化大革命越演越烈之时,对于中华文化几无印象。文革后也正是开始走入校园的时代。经过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经济腾飞,所受的教育仍然是延用西方的教育体制,准确地说是英式的体制。
回头再看这三千年中华文化,感觉即新奇又陌生。身为中国人,不仅是因为血液和皮肤,更是要了解自己的民族,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但明显地感到对中华文化所知的比自己所预想的要少而又少;甚至可以说仍然是一无所知。
而做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不仅要了解本民族的文化,更要了解我们的传统对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预见到这些影响对信仰的利与痹。佛教入中国不过百年已经被中国文化所“改革”;而当今亦早有人打算将基督教信仰中国化。我们当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呢?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中国文化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两千年后仍然会有很多人没有得到基本的文化训练,这也是值得反思的。
面对这几千年的教化传统,基督徒又当如何呢?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宣讲的信仰,从起初耶稣基督就将大使命给他的门徒。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做门徒”又可以译做“受教导”,所以耶稣基督开始就给教会一个教导的责任;而改教家归回这个传承,重新将讲台置于礼拜堂的正中,因为上帝的道乃是宣讲的道。
而教导也是真教会的第一个标记。面对上帝的托负和使命,面对二千多年的东西方传统,我们更是应当快快兴起了。在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来了解我们的传统,认知我们的信仰,从而在两下之间找到我们安身立命的事奉原则;使国人得见上帝的荣耀,得听天道的宣讲。因上帝之道的感语,以致于真正能够实现古人从未实现过的梦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愿常然之道,引吾神州归真;
佑千万圣徒得成完全!


Daniel Gong
August 15,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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